平安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當前，除了在醫院沖鋒陷陣的白衣天使外，還有一大批默默無聞的流行病學調查隊員在保障著市民的安全。他們排查每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行動軌跡、調查密切接觸者、接機排查入境人員、撰寫流行病學報告，有時也要參與采樣和消毒，如此龐雜而危險的工作，常讓他們感到身心俱疲；他們聽不到喝彩，反而常會遇到不解乃至投訴，他們也曾感到委屈，但一想到他們正在保護市民的安全，這份神圣的職責便讓他們內心充滿自豪。 吳文哲原是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放射防護所的主管醫師，2月17日，他被疾控部門抽調到了荔灣區疾控中心參與流調工作。2個多月的時間里，讓吳文哲印象最深的是幾天前的一通電話，他接到一名非洲兄弟的喜訊：“我轉陰性了，謝謝你。” 文、圖/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武威（署名除外） “流行病學調查其實就是‘破案子’，我們要查陽性病例14天前的活動軌跡，判斷其是在何時何地感染的，感染之后至確診期間又經過哪些地方，和哪些人有過密切接觸。”吳文哲告訴記者，干這份工作最興奮之處，就是能查到陽性病例感染的來源，之后串并“案件”，將感染鏈條摸排出來，找出密切接觸者，從而保障其他市民的安全。 看視頻聊電話連續排查 2月17日，吳文哲來到荔灣區支援時，廣州暫時已無新增確診病例，正當他期待一切能風平浪靜時，幾天后，一起家庭聚集性病例在荔灣出現了。當時荔灣區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揮部發布公告：2月20日，家住華林街的潘某某因為發熱就診被確診新冠肺炎，之后其女婿、妻子、外孫相繼確診新冠肺炎。而潘某某家庭一行6人是1月24日從湖北來穗的。 “我全程參與調查了這一家人。”吳文哲說，接到陽性報告后，他和同事們開始著手調查病源，發現這家人曾經和一名確診病例同乘高鐵，但直到28天后才發病。28天來，這戶人家接觸的人非常多，為了找出密接者，吳文哲在電話中和他們聊了幾天幾夜，最后找出了多名密切接觸者，“調查他們一家的密接人員，真的調查到快崩潰”。 另一起讓吳文哲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一位炸雞店老板。3月5日下午，廣東省政府新聞辦發布會通報了這起新冠肺炎確診病例：林某，女，48歲，常住廣州市越秀區越秀南路，在荔灣區光復中路她兒子開的某炸雞店工作，3月1日，林某出現頭暈、咽喉痛、咳嗽癥狀，3月3日，在其兒子陪同下騎電動車去醫院就診，體溫37.9℃，最終確診新冠肺炎。 吳文哲告訴記者：“我看了十幾天視頻，外賣小哥前前后后來了幾百個，凡是看到視頻里老板娘不戴口罩，外賣小哥也不戴口罩時，就截屏給公安，讓他們辨認，最后發現多名密切接觸者。” 前期，吳文哲的工作主要是電話流調、看視頻和寫報告。“因為一開始不直接接觸病人，所以我沒什么壓力，就是累。流調最大的壓力是要短時間內把報告做出來，但接觸完第3個病例之后，我就成‘老司機’了。一個病例的報告大概兩三個小時就能寫完了。” 現場流調6名外籍病例 而隨著廣州境外輸入和關聯病例的增多，吳文哲也參與了對外籍人士的流調，因為語言不通，一部分外籍人士的口音很重，吳文哲只能去到病人家、酒店甚至是隔離病房，進行一對一流調。“打電話流調對大家都是困擾，因為有些外籍人士的母語是法語，英語很差，即使用上翻譯軟件，因為對方的英語口音太重也很難識別。很多外籍人士又對廣州不熟，和他說一些路名他完全不知道，因此只能去現場詢問。”吳文哲說。 吳文哲的手機里有十多張特殊的照片，分別是通通商貿城、廣大商貿城、綠松石小酒館等，只要見到外籍人士，他就會拿出照片來跟他們比劃，問他們有沒有去過這些地方。一旦對方說去過，吳文哲就會很激動，因為“案子有了頭緒”。 但由于很多外籍人士使用現金，沒有手機消費記錄，因此很難據消費記錄確定其行動軌跡，這也是吳文哲工作的難點，他只能耐心細致地詢問、比對，以便摸清他們的行動軌跡，“我有過一次危險的經歷，有次去酒店見一個剛初篩陽性還沒轉院的病人，護目鏡的橡皮帶老化了，眼鏡直接脫落下來，我趕緊跑出去重新消毒戴好，再進去繼續做流調。” 前前后后，吳文哲流調了6名外籍無癥狀感染者，“我們每個人對陌生人來詢問隱私都會有天然的抗拒，流調雖然像破案，但更關鍵是要有和病人做朋友的心態。我告訴感染者，流調是為了保護他們的親友，保護公眾，對個人也有好處。所以慢慢地病人也會放下抗拒的心態，配合調查。我們要以同理心和對方聊天，因為誰也不愿意得這個病，誰也不想傳染給別人。” “但就怕遇到不配合的。”吳文哲說，現實中有些案例一旦涉及到家庭倫理的問題，受調查者通常就不太配合了，“我遇到過帶著流調人員繞圈的感染者，下午問的和上午問的回復完全不一樣，而且每天都有新版本。遇到這樣的情況，我們通常會提出警告。我們對他們的私人生活毫不關注，只關注其接觸了什么人，接觸了哪些可能被感染的人，但我們不會告訴外人他們之間的關系。”經過這樣的警告后，感染者通常會迫于壓力主動澄清，向流調人員講述所有的事實。 而最讓吳文哲開心的是，前幾天，他接手過的一個非洲兄弟高興地打來電話：“我轉陰性了，非常謝謝你。” 流調工作辛苦且須細致 吳文哲告訴記者，他的妻子也在荔灣區疾控中心工作，疫情發生后，妻子的工作變得異常忙碌，每天早出晚歸。對于雙職工家庭，單位很重視人文關懷，只讓夫妻的其中一方加班，另一人可按時回家照顧家庭。為了讓妻子的工作能輕松一點，吳文哲選擇了流調這個艱辛的崗位，“我前期沒摸過病人，全程電話流調，所以和妻子一起住。每天上班和妻子一起出門，但晚上加班到12點下班回家時，小孩早就睡著了，我最晚試過凌晨兩三點才下班。” 做流調工作需要和患者細聊，初步流調至少要四五個小時，一開始用電話流調還好，但后期要全副武裝和感染者聊天、采樣，著實是一件異常艱辛的事，吳文哲說，那種感受是“第一個小時很輕松，第二個小時有點累，第三個小時很辛苦，第四個小時呼吸很急促，第五個小時真的受不了”。 吳文哲說，初步流調結束后要迅速整理數據、寫報告，之后看有無遺漏的細節，“你聊得累，病人也聊得累，有時病人特別辛苦，特別喘，就要讓他休息一段時間，先將收集到的信息擬一個初稿。擬完后兩三個小時，等病人休息夠了我再接著問。” “等疫情結束之后，我最想摘下口罩，帶上我的老婆孩子去逛逛公園，去吃那些我們想吃的東西。”吳文哲說。 (責任編輯：Doctor001) |
